3月份进行的两会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金融立法众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两会期间央行一正三副四位行长集体亮相举行记者会。

完善金融立法，两会代表有看法

全国人大代表王玉玲：尽快制定存款保险法

王玉玲表示：我国现有法律条款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有序处置的规则体系，可操作性差，法律效力不足，规则不透明。

在实践中，政府牵头监管部门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谈判达成最终处置方案。这种做法的弊端很明显，主要表现在预期不稳、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欠缺公平四方面。

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乃至国际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亟需改变我国当前以国有机构为主的风险处置做法。为此，王玉玲建议，在《存款保险条例》基础上制定存款保险法，加快构建一个以存款保险机构为核心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确保正常时期对高风险机构的常态化有序处置，特殊时期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处置，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处置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首先，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充分的信息获取权，并有权对银行进行风险监测，确保其全面并持续获得反映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内控和监管信息，及时识别问题和风险，在问题出现早期对银行采取风险控制和纠正措施。

其次，在早期纠正无法降低问题银行的风险状况、该机构仍然面临倒闭风险且需使用存款保险基金的情况下，应当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接管组织。在遵循基金使用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前提下，存款保险机构可及时制定处置方案，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对问题银行实施专业化、市场化的处置。

再次，若采取风险处置措施后，问题银行仍无救活的可能性，则应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存款保险机构依法履行偿付存款的义务后，可作为债权人参与银行破产程序，分配银行的破产财产，实现存款保险基金损失的最小化。

王玉玲还建议在存款保险法中规定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明确其实施专业处置等职责，并赋予其必要的人事管理权、经费使用权、工作决策与执行权。鉴于农村信用社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殊性，有必要对这两类机构的风险处置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要做好存款保险法与《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衔接。

全国人大代表李玮:尽快修订《证券法》

全国人大代表、中泰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玮表示，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内外部环境与运行基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行《证券法》已经难以适应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需要，应尽快修订，完善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实现以资本市场的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李玮建议，在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加大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制度建设、取消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以及取消禁止证券公司接受全权委托的规定等几个方面，对《证券法》进行重点修订。

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当前资本市场重要且紧迫的一项工作。但现行《证券法》尚未涉及注册制相关内容。李玮建议，加快推进《证券法》修订，在法律上确立注册制，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行注册制提供法律支撑；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市场信息披露等内容，为注册制实施提供综合配套的法律保障。

“现行《证券法》等法律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强，违法成本太低，难以形成有效威慑。”对此，李玮建议，在《证券法》第189条、193条中提高对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信息等违法主体的处罚标准，增强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加重对欺诈发行、违规披露信息等行为的刑罚力度，延长相关责任人员刑期，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更好地打击和威慑证券市场违法行为。

“在《证券法》修订中要重点突出投资者保护，完善投资者利益损失补偿、法律救济、行政救济以及责任追究机制，为投资者保护提供全面系统的司法保障；借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条例规定，在证券欺诈等案件审理中试点集团诉讼机制，发挥民间索赔的监督作用，降低诉讼成本。”李玮建议。

一正三副，央行四位行长集体亮相

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集体亮相。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以前比较，这次我们没有提“中性”，更简洁，但实际上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主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和名义GDP的增速保持一致，这就是个松紧适度的概念。另外，要求我们在结构上更加优化，也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最后，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内外平衡，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所以我们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当然要以国内的经济形势为主来考虑，但同时要兼顾国际和中国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我们外向型经济的方面。

潘功胜也表示，1月票据融资的数字有所增加，主要是支持了实体经济。央行做了广泛的调研和充分分析，关于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是否存在套利行为，可能只是个别的行为，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融资利率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普遍的现象，也不是票据融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潘功胜强调，下一步央行要加强票据融资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和传导，对于可能存在的套利和资金空转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业务考核，发挥票据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防止有关行为的扭曲和风险的累积。

降准还有一定空间，但已比前几年小很多

易纲表示，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现在在逐步简化，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

从国际比较而言，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但是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共有12%的水平，欧洲也是12%，日本更高，日本法定存款准备金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有20%多，这就是他们总准备金率的水平。

易纲说，目前情况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是11%，银行清算用的超额准备金率只有1%左右。所以，我国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率差不多，而且这个比率要远低于日本的比率。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

“所以，通过准备金率下调，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易纲说，同时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防范风险的问题。

中美贸易谈判中，汇率谈了这些问题

就外界关心的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汇率内容，易纲透露，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自主权。

第二，双方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这样一个原则。

第三，双方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比如说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

第四，双方讨论了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这些重要问题。

“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易纲还强调，我们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进行贸易摩擦工具的考虑，我们承诺绝对不这样做的。

汇率稳定不代表盯死不动，弹性汇率发挥稳定器作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供求为基础在整个汇率形成机制里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市场要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汇率是朝着市场方向发展。

“至于要维持汇率稳定是否会影响货币政策，在过去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易纲称，我们要考虑货币政策要以国内为主，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主要是价格和数量这些变量，汇率在国内的考虑里面应当是不占重要地位的。我们在国内的货币政策上，比如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多高，都是以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为主考虑的。

易纲也表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会存在对整个经济变量发生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它是市场决定的。央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弹性的汇率是宏观经济和调节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

二是汇率稳定不代表说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个弹性，有个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起到我说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对于下一步的汇率走势，易纲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预期越来越稳。经过这么多年市场机制的不断形成和完善，我国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弹性已越来越习惯，老百姓对这个弹性也很习惯，外汇市场的风险对冲工具也越来越多。在开放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要投资到中国市场，也要对投资的头寸进行套期保值。这些工具都越来越方便，交易量也越来越大，成本也相对变得比较适度。“外汇市场建设和中国不断开放的总形势，会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加向市场决定的改革方向不断迈进。而且随着市场工具的增多和完善，人们的预期也越来越稳。”

资管产品统计实现全覆盖，底已摸清

陈雨露表示：金融业综合统计是央行近年来重点推动的改革，主要解决的是宏观金融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求把所有的金融机构、所有的金融活动、所有的国家金融基础设施都要统计在内。可以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包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供数据和信息的充分支持。

目前，央行完成了资产管理产品统计的全覆盖。能够按月统计资管产品，全面摸清并能动态监测影子银行中复杂的资管产品情况；更加完整地测算宏观杠杆率。包括不同的金融工具的杠杆水平，包括不同地区，都统计出来，更好地为我们结构性去杠杆，让它有据可依。下一步将重点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还有金融控股公司统计上取得新的进展和新的突破，以此来尽早地构建起我们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